宝安古盐场沧桑

来源: 2017年11月27日

宝安原来是古盐场,到底有多

 《宝安县志·大事记》条目记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全国实行盐铁专卖,南头设盐官。宋开宝四年(971)设官富盐场(今香港九龙,包括盐田、大鹏叠福等分场),为广东十大盐场之一。早在2130多年前深圳就有朝廷下派的盐官。既然有盐官,肯定有盐民。一代代的盐官带领盐民又走过了一千年,到了宋代,宝安的盐场发展成广东十大盐场之一。

 为什么盐成为宝安的最早产业?

 深圳古称宝安,背山面海,从东部的南澳镇到西部的松岗镇,海岸线绵延257.3公里(不含古辖香港地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句:开门见海;且海之水,皆咸。

 由此可见,古深圳是最有条件产盐的地方。古代人视盐为宝,人无盐不活,有盐则安,故县名称作宝安;而由此以盐取名的村落不少,比如清嘉庆二十四年重修的《新安县志》里,就记载有盐田圩、盐田村(今属盐田区)、盐寮下村(今属大鹏镇)、盐灶村、盐排村(今属葵冲镇)、盐田田寮下村(今属布吉、南湾一带)、盐田围(今属西乡)、盐田坳(横岗与盐田区接壤山坳)和盐灶下村(今属香港新界)等。1985年在大鹏半岛的咸头岭沙丘遗址考古中,发现古人留下煮制盐用的陶罐和上下盐仓遗迹。

 这些带的村名,遗留古时人们或晒盐或煮盐的烙印。盐灶”“盐寮是煮盐的地方,盐田”“盐排是晒盐的地方。明末清初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粤有生盐、熟盐。熟盐产归德(今为宝安区沙井、福永一带,笔者注)等场,成于火煎,性柔易融化,味咸而甘,便于调和,水居之民喜食之。生盐产海水等场,成于日晒,性刚能耐久,其味倍咸,食之多力,山居之民喜食之。贫者以得盐难,可以省用,尤利之。旧制,生、熟盐惟商所运,从无销生滞熟之虞。自藩下奸商霸夺熟场,欲其多售增价,熟引较生引课轻,承生引之埠者,又欲轻饷漏课,乃不论土俗之宜否,径于广、肇、惠、罗各埠,生三熟七,配搭强行。

 屈大均这段记述,证明350多年前沙井、福永等地生产的熟盐,取道广州、肇庆、惠州、博罗各埠销往各地。

 其实,宝安盐史更早见之史料记载的是开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采纳桑弘羊官办盐、铁的建议,在全国28个郡设立均输盐铁官,宝安是南海郡大盐场之一,水路运输极为方便。据考南头城前海湾水面漫及如今蛇口、宝安区新城一带。河流深而阔,从下沙河(今南山区华侨城侧的大涌)可以乘货船直到西丽白芒村。今南头、白芒、白石、西乡、福永、沙井、松岗及罗湖、上步、沙头、赤尾、大涌等地均可航船,直达广州、汕头并通过内河转湘赣闽诸地。

 南头是汉代在广东设立东、西两处盐官驻地之一,后称东官盐场。其时,宝安盐税成为朝廷官府重要的税源,地位迅速提升,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分南海郡,以东路盐官之名设立东官郡,辖地西至珠江口两岸,东至福建交界,下设宝安、安怀、海安、兴宁等6县;宝安名列其首,郡治与县治同设在宝安城子冈(即今南头城东门外芒果园一带)(《晋书·地理志》)。

 唐代沿袭前朝在南头设立司盐都尉,总理盐务。宋代盐业发展迅速。程建先生在《归德盐场》一文中详述:一千多年前,沙井一带新淤的滩涂是优良的天然盐田。早在北宋时代,这里就开设了归德柵。北宋王存所撰的《元丰九域志》中:东莞县有静(应为靖)康、大宁、东莞三盐场,海南、黄田、归德三盐柵。这就是说在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就有归德盐柵。北宋中期以后,由于对盐的需求增加,盐价飙升,盐产量也大增,归德柵因此扩张为归德场。南宋时,广东有十三大盐场,《宋史·食货志》载:广州东莞、靖康等十三场,岁鬻二万四千余石,以给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安南军。而归德场当在广东十三场之列。元、明两代,归德盐场仍是广东十三盐场之一,其盐课司署设置地点仍沿袭宋代,即今沙井镇衙边村附近。但设官情况却不同,元代盐场以所为单位,设司令、司丞、管勾各一员。明初盐官称提领,后改称大使,另有攒典一名,各盐柵设柵长一名。

 元丰年间广南东路设置的13个盐场,其中在东莞县境内有靖康、大宁、东莞三个盐场,及海南、黄田、归德三个盐栅。地址大致为:靖康盐场在今松岗、长安一带,大宁盐场在今东莞虎门大宁社区。东莞盐场及黄田、归德二盐栅在今深圳地区,黄田盐栅在今深圳机场及香港屯门一带,归德盐栅在今宝安区沙井、福永镇。东莞盐场的位置从汉到宋,一直无大变化,设在今南头、西乡一带。至于海南盐栅大约在今香港大屿山。史载广南东路的盐场产盐除自用外,还要为封(封州即封川)、康(康州即德庆)、英(英州即涵光)、韶(韶州即曲江)、端(端州即肇庆)、连(连州即连山)、南雄(南雄州)、昭(昭州即平昭)、桂(桂阳)、贺(贺州)、恩(南恩州即阳江)、新(新州即新兴)、惠(惠州、博罗)、潮(潮州、揭阳)、循(循州即龙川、长乐)等州及南安军这样广大的地区供应食盐;可见盐产量之大。

 到了南宋,各地盐场有所增减。宝安盐场除保留北宋时期三场三柵外,还增设叠福一场及屯门和官富场各一盐柵。这后增设的盐场盐栅距今也至少有七八百年历史。

 盐场靠天吃饭,丰歉盈亏取决海潮汛汐和台风雨季的天气好坏。清嘉庆县志载,宋代年间归德盐场盐官承节郎周穆为防龙津河水患,在盐场官署旁的龙津河边建造了一座龙津石塔。塔身正面为弧形佛龛,龛内浮雕刻有双手合十与仗剑除妖的佛像。塔身下部为梵文咒语,背面刻阴文款:嘉定庚辰立石”(1220)。此宋石至今犹在,千多年来寄托盐民们世世代代宝塔镇河妖风调雨顺的希望。

建于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的龙津石塔,见证了归德古盐场的沧桑

 宝安盐场之兴盛

 宝安盐场于宋代时期走向鼎盛,盐场、盐栅和盐务遍布全县沿海地带。盐场的生产规模很大而盐栅和盐务则较小。

 由于古时盐之价格不菲,多数时候一斤白米一斤盐。故盐民制盐积极性很高。海盐自古取自海水,盐民把海水引进大锅,日夜烧煮,蒸发水分,结晶成盐,这种制盐方法俗称灶盐。屈大均曰:新安灶丁煮盐,俟潮至取注缸中,以饭粒试焉,饭粒之所止,乃可分其咸淡,咸则留之,淡则去之。盖海水阴,有力而能任重,故饭粒止而不沉。能胜饭粒,则可以为盐也。盐灶是盐场的最基本单位,一口锅,三几个盐丁负责一个盐灶。后来盐灶越来越多,拥有数十口锅,数百名盐丁,各个盐灶村落就自然形成。

 据县志记载,东莞盐场管辖七栅半:南头、辛甲、海北上、海南、巷头、海北下、叠福半柵。归德盐场原管辖一十三社,后增设三社,共一十六社。新桥、大步涌、岗头、涌口、附场、大田、信堡、后亭、涌头、仁堡、义堡、礼堡、智堡、鼎堡、永新、伏涌(今福永)等。

 宋初实施一系列惠及盐民的政策,如收购海盐每石(一石为一担合53公斤)给银钱二百,诱人的价格有效地刺激了盐业生产,盐价也呈上升趋势。宋神宗时再把收购价从原每斤银三钱半提高到五钱,销售价提到每斤四十七钱。到了南宋孝宗时收购价每斤涨至银四十七钱,销售价每斤一百六十钱,一购一销,盐业成为官府财政收入的重要产业。仁宗天圣(1023年)以后,广东13个盐场不变,但盐产量已经增加到每年513686石,比北宋初期增加了20多倍,盐场数也增加到26个,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仅在深圳地区的产盐单位就从宋初的一场二栅增加到三个盐场,也就是说,原来的归德、黄田盐栅升格为盐场,不久又增设了一个官富盐场(今香港九龙及深圳大鹏、叠福等地)。《宋会要辑稿·食货·盐法》(宋刻本)载:叠福盐场年产量一万五千石。

 深圳东部沿海靠山,柴草多,固然可以煮盐;而西部沿海山林少柴草缺,怎么办?明初之前,广东盐的制作只有一种盐灶煎法。明代天顺年间,部分盐场发明利用日光能源晒盐。晒盐就是在灶田(也叫盐田、卤地) 把海水晒成盐。首先在海边筑一道堤坝围成盐田,然后运来泥土铺在盐池里夯实,再运来鹅卵石一块块平铺池底,用石碾轧平,以免盐池漏渗水。等到涨潮时打开闸门,让海水灌进盐池。盐池宛如梯田,递次八九级,当一级盐池中海水晒到一定程度后,开闸放到下一级的盐池中,最低的是结晶池。海水从开始的低含盐率一直晒到高含盐率,见盐花后再晒成盐粒,结晶收盐。

 所以,世代盐家熟记如下背语:雨飞不带云(言戽水淋沙,如无云自雨),日烈方凝雪(日色之烈,则盐花白如雪)。井滴无源泉(漏管水泉下井,非有源也),竹铸牢盘铁 (盐锅以竹篾当铁)。茅藏蓄水池(水漕畏雨,故覆以索茅[帘子]),屋发隆寒热(盐灶火气薰蒸,虽寒亦热)。目不见舆薪(柴草既尽),始见汤波竭(盐成)

 煮盐辛苦,晒盐也不轻松,身处盐田,暑天烈日曝晒,冬日寒风刺骨,天天如此。但晒盐方法普及后,大大节省燃料、劳力和生产成本,提高制盐效率和产量,致使明代初期宝安盐业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官府盐税水涨船高。

 按清康熙《新安县志·田赋志》载官府盐税规定,明代东莞场原额:人户四百五十四户,人丁七百七十一丁;共有征、无征,大引折小引,人丁熟盐二千二百七十一引一百二十一斤黄田场原额:人户四百五十九户,人丁五百四十八丁;共有征、无征,大引折小引,人丁熟盐一千四百七十七引六十五斤八两。归德场原额人户一千四百五十二户,人丁三千八百三十三丁,共有征、无征,大引折小引,丁税熟盐八千四百一十八引零八斤一十三两。其时,宝安境内盐场、盐栅等大约产盐24000石,折合约132万公斤。

 盐利之高,便出现私盐和盐贩走私漏税。为加强盐场销售管理,课征税饷,朝廷就层层设立机构,任命盐官。明洪武二年(1369)设广东、海北二提举司,前者驻广州府,后者治廉州府,统管全省29个盐场。东莞、归德、黄田隶属广东盐课提举司,提举官阶正五品。

 新安县盐政管理机关有归德场盐课司署址在西路义和墟侧”(现东莞桥头镇)东莞场盐课司原署在县城内,今凤冈书院是基址(现南头古城内),这两司或许地点重要,或许产盐多,或许征税足,时而收归广东直管,时而放权地方。除黄田外,也曾增设官富为盐课巡司。产盐后进行集中贸易的地方有新安埠(今西乡),彭城埠(南头冈子城外石围塘汎侧),固戍埠(今宝安机场一带),白石埠(今南山区白石洲),盐田埠(今盐田区)、沙鱼涌埠(今葵冲街道),长洲埠(今香港新界长洲岛)等七处,遍布新安县沿海。

 宝安盐场之衰落

 程建先生《归德盐场》文中说,归德盐场在明初其盐民所产之盐,出海有禁,另有商贩怕哨守盘查而不敢来,哨守官兵更是以巡缉为名,勒索盐民,而导致海盐堆积卖不出去。盐民又无法谋生,新安县第八任知县喻烛,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经考察民请,大力革除灶盐之害,准许盐民自煎盐斤,在归德场告领照票,运至茅洲内港埠头,与水客交易,哨守官兵给票放行。虽有贤明的知县为盐民革除弊端,或者有官方优恤措施,但盐业仍然摆脱不了走下坡路的困境。

 明末,归德盐场已状不如前。崇祯五年,入户已减至六百零八户实办丁盐,人丁一千七百三十六丁,共丁盐税盐四千四百五十六引,折银一千一百四十七两。归德盐场人丁减少,产销跟着减少,官府着急起来,崇祯八年上任的第二十二任新安县令李铉的条奏:归德场去县颇远,而场近茅洲,商船鳞集,煎出盐斤,立可发卖。虽有采取举措,但仍然难挽局势。

 鉴于有些盐场产量太低,广南东路的最高盐政官提举广东茶盐司向朝廷奏请将这些盐场裁撤,并入邻近盐场管理,朝廷下旨批准,其中有官富场(九龙)裁并入叠福场(大鹏)管辖。

 新安盐场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是在清顺治十八年(1661)始的迁海事件。该年三月,顺治为防范东南沿海居民接济台湾反清复明的郑成功势力,发布坚壁清野内迁50的迁界令。新安县首当其冲,布告起3日内老百姓必须离开家园。民众犹豫,不肯离迁,官府便动用军队;人一走,房屋被烧,田地被毁,以绝其留连之念想。于是,有遁入东莞、归善(惠州)及远方,有携妻挈子流离,野露处死丧者不计其数。康熙三年(1664)五月,清廷时以迁民窃出渔盐,恐其仍通海舶,又下令再内迁30里,毁船禁海。经这一折腾,新安县境内的居民几乎迁完。

 在新安县大规模迁界过程中,有个别村落为钉子户幸存下来,其中在三都恩德乡有个衙边村,村里有位年轻人叫陈隽蕙,他在顺治十八年赴京师参加辛丑科会试,登马世俊榜第二甲,赐进士出身。迁界之时,他正在家里等候皇帝任命,眼看靠晒盐为生的父老乡亲就要失业,他请求迁界官员给一条活路。考虑到他是当地望族陈朝举进士后裔,可能前途无量,迁界官员给了他一个面子,同意衙边村民可以凭借一道特许的腰牌进出,但只能晒盐,不能在村里居住。还有一户是香港号称新界五大家族的邓氏家族,虽然没有陈隽蕙这样的进士背景,但可能打通了官府某些关节,他们被准许撤到最靠近边界的沙井茅洲河一带暂居耕海营生,后来复界再迁回香港锦田乡。

 偌大的新安县,经康熙元年、三年两奉迁析,人口锐减至2172人,盐丁127人。康熙六年(1667),堂堂一县衙门没有百姓可管,时任知县张璞奏请撤销新安并入东莞县,朝廷批准。康熙迁海令涉及中国东南沿海所有地区,而因迁界而被迫撤县的,惟新安县绝无仅有。康熙八年(1669)正月,经过当地官民屡屡奏请,终于取消迁界令,准许居民回迁恢复原籍。同年七月,康熙帝下诏恢复 新安县。但是在长达8年的海禁高压下,村民远走他乡,死者过半,村落破败,家园荒芜。虽由地方官府广为优惠招募,鼓励垦殖,然而原来从事晒盐业的灶户迁回甚少,赣、闽和粤东许多外地入迁垦荒者,多不习煮盐;加上迁界八年,运盐之路受阻,以前靠粤盐的湘、赣等地居民改食淮盐。曾经风光的新安盐产地,如今既无产量又无销量,逼使不少盐田池漏废弃,盐民改行营生。

 清康熙《新安县志》载曰:新安,……迨行盐之路日塞,而贱售矣;贱佳无门,而称贷矣;有力者擅其利,而灶于是乎病矣。至于捕釆鱼虾,必视其船只。今虽海禁已撤,而船只不及先年百之一。即有所得,销售维艰。

 又载:亁隆五十四年(1789),奉行改埠为纲,其归靖场、东莞场,具奉裁撤,饬将盐田池漏拆毁净尽,养淡改作稻田,升科起征银两,以补场课。如不敷,归于纲局,羡余缴足。经前县令胡会同东莞县史,查勘东莞、归靖二场,盐田无几,本系沙石之区,咸水泡浸已久,难以养淡改筑稻田……自康熙五十五年归隶制府,嗣后因埠贾势所不能行者,济以官运;场灶力所不能偿者,贷以帑金;变通裁的,莫此为良。复于乾隆五十四年,饬将课响归纲局羡余完缴,其优恤盐民,惠为更厚焉。

 呜呼,经营了一千多年的古盐场,于二百多年前的乾隆时期被拆毁改作稻田,成为后来宝安西部一望无际的鱼米之乡大沙田。

龙津河边的古村落——昔日盐场所在地

 宝安盐民之苦叹

 千多年来,新安县居民几乎半数为盐民,他们身上肩负制盐任务极其之重,从新安嘉庆志载可见一斑:明初定日课法,灶户日办盐三斤,夜办盐四两,周年三百六十五日,该盐一千一百八十六斤四两,每二百斤折一小引,共该五引零一百八十五斤外,加耗盐每引五斤,共三十斤,总得六引零一十五斤,谓之全课,给工本每引钞二贯。又盐丁缴纳赋税甚重。以归德场为例,该盐课司管辖16社,灶田在册缴交额税83130亩零567毫,应征饷银253299厘。灶丁名册原额1421人,应征丁课银77878厘,平均每人交18两银。康熙二十一年,归德场灶田分上中下三类,则每亩加征银2分。户口食盐折征原额价银1811厘,通场共征税饷丁课银990884厘。仅仅一个归德盐场,一年应完税纳饷银2263491厘。

 有的沿海农民农闲时兼职晒盐,聊以帮补生计,却又身陷两税。灶户在县既当里甲,在场又当栅甲,是一身而两役也。民田在县,递年纳粮差,一事耳;灶田在县既纳粮差,在场又纳税盐。

 盐丁除了任务重、官税重不算,还要受盐埠奸商盘剥。当地资料披露,邑近盐场者,商贾冒称拆引行盐,高取数倍之价,专勒渔船,并设于埠帮饷,坐收其利,民受其害矣。

 可见盐丁一生够苦,若是碰上绵绵阴雨,或是暴雨飓风,堤崩田淹,盐场顷刻化水,盐工更是欲哭无泪。《新安县志》(康熙志)刊载明代署名曼叟写的一首诗《盐丁叹》,不妨佐证佐证:

 煎盐苦,煎盐苦,煎盐日日遇阴雨。

 爬鹻打草向锅烧,点散无成孤积卤。

 旧时叔伯十余家,今日逃亡三四五。

 晒盐苦,晒盐苦,皮毛落尽空遗股。

 晒盐只望济吾贫,谁知抽算无虚土。

 年年医得他人疮,心头肉尽应无补。

 公婆枵腹缺常餐,儿女全身无全缕。

 场役沿例不复怜,世间谁念盐丁苦?

 盐丁苦,盐丁苦,盐丁苦事应难数。

 豪商得课醉且歌,总催得钱歌且舞。

 盐丁苦状类圈羊,群恶宣骄猛如虎。

 何时天悯涸辙鱼,清波一挽沧溟溥。

 见证千年沧海桑田的世代盐民,随着清波一挽盐田消失,宝安沿海盐田转耕稻田,产业关停并转,他们变身农民、蚝民或渔民,不再受那盐丁之苦了。

 不过,清末民初,宝安的大鹏一带仍有盐场坚持煮盐、晒盐;然而,全县盐业已元气大伤,一歇难振。据《宝安县志》(1997年版)云:民囯17(1928)宝安全县产销食盐6947担。新中国建立后,宝安的盐业发展缓解。1953年全县产盐2吨,195545吨。1958年全县办起6个小盐场,其中地方国营1个,公社社办4个,驻军办1个,盐田面积共1316亩。1959年全县产盐225吨,其中南头地方囯营后海盐场产54吨,西乡盐场产78吨、大鹏龙歧盐场产20吨,东和盐场产34吨,盐灶盐场产30吨,大峰盐场产9吨。1960年全县产盐413吨。19651972年全部停产。1973年恢复生产,当年产盐55吨,1978年产488吨。1986年后只剩龙歧盐场,面积由70年代的1000多亩减至180亩,年均产量300吨左右。19995月深圳最后一个盐场--大鹏街道水头社区龙歧盐场歇业,原盐场负责人林哺孙把300多亩盐场开挖成30多个鱼塘,改为水产养殖。

 至此,曾经辉煌千年的古盐场,彻底淡出人们的视野,隐退于现代化都市——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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