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盐业小史

来源: 2017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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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历史

深圳是古代著名的盐业基地,从国计民生的角度说,这里自古就是国家命脉之所在,相当于工业生产的特区——从而产生了特殊的行政建制,也诞生了古代深圳的税收。

五大盐场今安在?

盐是生命的血液,在遥远的历史长河中,海盐生产曾经是深圳地区的支柱产业,三国东吴时期,深港地区曾经是南方两大海盐中心之一,另一个是浙江的海盐。

宋、元、明时期,深圳盐业达到了顶峰,当时深圳有五大著名盐场,分别是:归德(今沙井一带)、东莞(今南头一带)、黄田(今西乡、宝安机场一带)、官富(今香港九龙一带)和叠福(位于今葵涌叠福,包括上村、下村和咸头岭,以前有“上盐仓”“下盐仓”之称)。

“盐田”,本来是个够土气的地名,盐田港兴建之后,这个名字已经闻名遐迩了。盐田是古代的盐场吗?这倒不是,这里原来是晒盐的地方,此外,深圳很多地名都留存着盐业时代的痕迹,比如“盐寮下村”,还有“中盐灶村”“上灶”“下灶”,所谓的“灶”,不是做饭用的灶,而是煮盐的灶。

据史料记载,十五世纪中叶,当时的东莞县(辖如今的东莞、深圳、香港地区)全县17%的住户是灶户,5%的男丁是盐工。明正统年间(1449年),由广东盐课提举司对下属盐场进行人口普查得出上述数字,其时正逢黄萧养之乱,岭南人口锐减,否则,这个数字更大。明天顺六年(1462年)的时候,深港地区的靖康、归德、东莞、黄田四大盐场共有灶户4236户,盐丁7918人,每年征收盐税364万斤。

由于盐是生活必需品,事关国计民生,因此,古代的盐业一直由国家专营专卖,是垄断行业,从汉武帝时起就实行了“盐铁专管”。为此,朝廷对于从事盐业生产的盐工而已进行专业化和制度化管理,明代专门煮盐的灶户是世袭制,就是说一旦成为灶户,子子孙孙不许从事其他行业,只能永远当灶户,而且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

灶户和盐丁

深圳地区的灶户是从平民中抽调出来的,也有发配来的罪犯之类。灶户是国家指定的专用资源,擅自改行或者盐丁逃亡一律治罪。如果有人胆敢窝藏逃亡盐丁,一律发充为灶户,也就是说,当灶户和盐丁不是个好差事。话又说回来,国家对盐业生产极为重视,因而对于从业人员也有基本保障,朝廷对于从业人员制定了优抚政策,如优免杂役和犯罪听赎,“灶户杂犯死罪以上止予杖,计日煎盐以赎”。

自唐中期以后,盐税成为封建帝国最重要的一项税收,食盐的生产和销售都有严格控制。因此,也滋生了为暴利铤而走险的盐贩子,唐末的起义军首领黄巢就曾经是盐贩子;十六世纪中叶开始,明代政府从正德五年放开私盐买卖,但是规定了种种限制,从此,盐商应运而生,蒋介石就是盐商的儿子。

明初之际,灶户从政府那里领取灶田,每年必须以实物向政府交纳定额盐税——人头税和灶田税,每丁每年纳盐1200斤;田税每亩纳盐2.5斤。所纳实物盐必须由纳税人送到官府盐仓,运费自理。反之,政府则以钱粮作生活费发给灶户和盐丁,具体补助方式为:每交纳200斤盐补偿100斤米,灶户纳完盐税的剩余部分可以自由买卖。在明洪武初年,政府对食盐实行定额配给,每个成年人一年配给食盐3斤,同时要征米。总之,苛捐杂税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果食盐不够吃,只好去向盐商买。

盐业逐渐淡出

东汉时代,负责管理深港地区盐业生产的盐税机关——“东官场”,就设在今南头古城南城门外。当年的深圳地区也正是作为重要盐业基地而设置行政管理机构。东晋设立东官郡,相当于省级单位,实际上的管辖面积比现在的广东省还大,“东莞”这个名字就是从“东官”演变而来,这里过去是管盐的,“莞”也就是“管”的意思。

三国吴时期,朝廷设立了完备的盐业管理制度和专门的盐官——“司盐都尉”,盐官衙门称作“司盐都尉垒”。到了明代,朝廷在广东境内设立盐课提举司和海北盐课提举司,官衔为从六品,负责管理灶户、征收盐税和支放食盐。

到了明代,盐场关停并转,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的时候,深圳地区只剩下东莞和归德两个盐场了。到了清初“迁界”的时候,深圳地区因为原住民被全部驱赶,导致盐场彻底废弃。直到民国时期,深圳恢复了部分食盐生产,1926年,宝安县政府成立盐务总处,统管盐业。

新中国成立后,深圳地区和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一样,“以粮为纲”,除了大兴农业之外,辅以海水养殖业,盐田已经被彻底边缘化,1998年,深圳的最后一家盐场——大鹏镇龙岐盐场宣布停产,从此,盐业成为深圳的历史记忆,盐,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本土地理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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