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闽粤赣边区的“盐粮流通”

来源: 2017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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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闽粤赣边区的地理位置

闽粤赣边区是一约定俗成的地理名称。闽粤赣边区虽然在行政上隶属于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但地理上山水相连,人文上民情民风相近,自古以来经济学问交往十分密切,是汉民族客家民系最重要的聚居地和大本营,其区域大体上包括赣南、闽西南、粤东北三大块。但是各个历史时期对此并无明确的划分,也没有一个标准的说法。目前比较规范一点的有“小三边”和“大三边”的说法。“小三边”即指目前的龙岩市、梅州市、赣州市32个县(市、区);“大三边”是指粤东的汕头市、汕尾市、揭阳市、潮州市、梅州市,闽西南的厦门市、漳州市、泉州市、龙岩市、三明市,赣南的鹰潭市、抚州市、赣州市,共十三个地市

闽、粤、赣有赣南的赣江、闽西的汀江、粤东的梅江三大河流及众多的支流,可到达这个地区的各县。赣江的源头是闽赣交界的贡水和源自黄竹岭的章江,二水在赣州城北汇合为赣江,经吉安地区流入长江。发源于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南端的汀江,其主流经宁化、长汀、上杭、永定,在永定峰市乡以下进入粤东,在广东大埔县三河坝与梅潭河和梅江汇合后称韩江,经汕头出海。发源于粤东紫金县与陆丰县交界的乌凸山的梅江,流经五华、兴宁、梅县、大埔等县,在三河坝汇入韩江出海。除了赣江、汀江、梅江三大江以外,还有众多的支流组成网络。虽然闽、粤、赣边区的高山和丘陵分隔着各地居民来往,但这里的河流却是古代交通要道。

二、历史上闽粤赣边区的“盐粮流通”

闽粤赣边区盐粮问题由来已久,且构成了这一区域基本的社会问题。

粮食方面,闽西、粤东均缺粮,宋代即出现,明清尤为严重。嘉庆年间,邻寻乌的平远县,“布帛米粟之属,半资江赣”。平远县的情况实际上是闽粤赣边区缺米县份的普遍反映。不过,从时序上来说,闽西人口过多的问题在南宋即已出现。而粤东至明末清初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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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开始,上述地区自愿组成经济技术协作区,每年或隔几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其历史基础正是闽粤赣边区历史上有较为密切的经济学问交往。

嘉庆《平远县志物产》。

因此,缺粮的时序分布是先从闽西开始后到粤东的。历史上闽西的长汀、上杭、永定,粤东的平远、蕉岭、大埔、五华、梅县均属于需大量进口粮食的地区。缺粮的原因之一为自然环境所限。闽、粤、赣三省边区是典型的山地丘陵地带,境内崇山峻岭,河汊密布。赣南地区的地势为南高北低,闽西和粤东北高南低,形成以三省连接处为最高峰,向南北倾斜的态势。不但有跨越赣南和闽西的武夷山脉,有横贯赣南的五岭和罗霄山脉,还有闽西境内的玳瑁山脉、彩眉山脉、博平岭山脉、松毛岭山脉以及五岭的余脉;粤东境内的项山山脉、阴那山脉、凤凰山脉、释迦山脉等。这些山脉的最高峰,一般都在海拔1000—1500米左右。高峻延绵的山脉和低矮起伏的丘陵地带交结,形成了大小不等的盆地。因此,闽、粤、赣边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除赣南部分地区粮食略有盈余之外,其余大部分地区粮食是欠缺的。其次由于人口增长,耕地少且多属梯田、望天田等中低产田占多数。据乾隆《嘉应州志》载:“嘉应无平原,广陌其田,多在山谷间,高者,恒苦旱;下者,恒苦涝。”闽西、粤东许多高寒山区只能种季稻,产量极低。人口过多,耕地不足,赋役过重,且土地兼并严重,失地与无地农民不断增加。而赣南地区则一直属于粮食输出地区,南赣地区有关史志记载:“南赣地方,田地山场坐落开旷,禾稻竹木生殖颇蕃”。“田腴民勤,最称富饶。”在清代中期以前,赣南人口比较少,且土地肥沃,一直是产粮区。

食盐方面,当时食盐由国家统销,汀州食福建盐,由闽江溯流经南平、邵武运至;赣州食淮盐,又须过长江、溯赣江运至。因路途遥远,盐价既高,质量也差。相比之下,潮盐优质低价,汀、赣二州百姓都喜食潮盐。为打破政府食盐的垄断和科派,汀、赣二州的人们在农闲时节千百成群往广东沿海贩运私盐。《续资治通鉴长编》在谈到汀赣州运私盐的情况时说:“每岁秋冬,田事既毕,多盗贩岭南私盐。”该书还特别强调:“汀人异时欲贩盐,辄伐鼓动山谷中召愿从者,与期日,率常得数十百人以上与俱行”。这些材料说明,南宋时期汀、赣二州的贩运私盐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宋史食货志》也记载:“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古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格斗,至杀伤吏卒,则起而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韩江变成了贩运私盐的干线,引起地方治安动荡,官府不得不让潮盐行销汀州地区,潮州产的官、私盐实际上供应了汀、赣、梅、循数州。

盐粮不合理的体制构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出现了“盐寇”抢劫,甚至社会动乱。据《潮州府志》:“潮与漳、汀接壤,盐寇、畲民群聚剽劫,累政。历任以州兵单弱,山径多溪,不能讨。”这里反映出盐寇问题不会迟于宋代端平年间。“元至元十五年辛丑,建宁政和县人黄华,集盐夫,联络建宁、括苍及畲民妇,自称许夫人为乱。”汀郡……乃稽之往代,则有江寇、虔寇、广寇、漳寇、海寇、洞寇、畲寇、盐寇,种种名色,其故何哉?自王绪引兵入闽,汀郡首婴其锋,地为丹徼喉衿。入宋,则盐徒剽掠,往来汀、虔、漳、梅、循、惠、广之地,官不能禁。”以致明正德年间“山寇蜂起”,而嘉靖年间则是“山寇、海寇相勾连”,内外交困时期。正德年间的王阳明说:“江西南安赣州地方,与福建汀漳二府,广东南韶潮惠四府,及湖广郴州桂阳县,壤地相接,山岭相连,其间盗贼,不时生发,东追则西窜,南悍则北奔。”江西横水、桶冈的谢志珊、广东三涖的池仲容、福建大帽山的詹师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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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脱脱:《宋史》卷一三五《食货志盐中》,中华书局,1997年。

(清)周硕勋纂修:乾隆《潮州府志》卷三三“宦绩”,1983年故宫图书馆静电复印本。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世祖本纪》七,中华书局,1976年。

(清)杨澜:《临汀汇考》卷一“方域考”。

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

都是称王的“巨寇”。至于嘉靖年间的情况,俞大猷在嘉靖年间征剿程乡时说:程乡“周围延袤千有余里,径过三万余里,且重山叠嶂,深径丛林,错杂其间,足以藏奸而伏匿,每数十年必一大乱,每一大乱必动数省之兵征之数次,乃得荡平。”由于当地盗贼窃发的问题,还专门设立南赣巡抚,目的在于专职处理闽粤湘赣界邻地区的社会秩序问题。

盐粮是封建政府最主要的两大财赋收入。在闽粤赣地区,由于食盐销区划分不合理,致使政府依靠食盐专卖的收入几乎没有;而另一方面,由于食盐缺乏等因素导致闽粤赣边区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政府在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不断在这一地区增加县治,并且逐步默认盐粮流通。

闽粤赣边区盐粮流通起自于民间,最初规模也比较小。据万历《赣州府志》载:在与汀州府接壤的赣州府的瑞金、宁都、石城等县“乡落小民于农隙时,自汀肩负(食盐)至邑,民间而赖之”。而乾隆《赣州府志》则进一步说:“瑞金食盐自古不知有盐埠、盐行之名,亦不知有官盐、私盐之分。邑人负米至汀易盐而回,路近而价贱,官与商从无过问。”《临汀汇考》中也证实:“迨至绍定间郡守李华始申请汀州更运潮盐,自后汀人不复食福盐,盐寇乃绝,惟虔州患苦盐法如故,而汀境食米不敷,半仰给于邻境之肩贩,常有遏粜之恐。于是乃许虔民担米来汀,贸盐而返,以有易无,二州民胥赖之。”南宋绍定间,汀州郡守李华始申请更运潮盐,得到官府的认可,闽西即成了潮盐的销区。而赣南则依然是淮盐的销区。这就构成了闽粤赣边区盐粮流通的基础。到了明代,食盐产地和销区各自逐步弛禁。洪武年间,即有“贫难军民肩挑背负私盐易米度日不予禁捕”的法令,明代盐法由严转宽。明初,赣南开始默认广盐的合法流通,“明天顺间,户部郎中陈俊、御史叶盛,以赣州去淮泻远,溪滩险阻,盐商少到,军民食盐全仰给于广东,题请商人有愿至南赣三府发卖者,于南雄府引纳米二斗,折三钱充饷。成化间,赣州立盐行,每年征银四十两,谓之水面。弘治年间,都御史金泽请设于南安折梅亭。正德二年,兵备道王秩广义南赣行广盐在赣发卖者,例十引抽一引助饷。正德六年,又增设关于章、贡两水交汇处的龟角尾,谓之赣关。”这时,由汀州转入的潮盐也进入了赣南,“闽盐自汀州过会昌羊角水,广盐自黄田、江九渡水来者,未经折梅亭在赣州发卖”。“每十引抽一引”,实际上“闽盐”即汀州运来的潮盐。由上述可以看出,闽粤赣边区盐粮流通是这一区域独特的社会经济和地理环境促成的。

三、明清以来闽粤赣边区盐粮流通情况

(一)潮盐的输出

清代粤省有两大运盐中心,一为省河,一为广济桥。而闽粤赣边区盐的流通,实际上主要就是经过广济桥配运出的潮盐。前面说过,闽、粤、赣边区的高山和丘陵分隔着各地居民的来往,而那里的河流却是古代交通要道。韩江自古以来就是联结粤东、闽西南、赣南的交通运输干线。韩江是广东省仅次于珠江的第二大河。它的上游分汀江和梅江两支。汀江发源于福建省长汀县和宁化县交界的治平木马山北坡。梅江的上源琴江,发源于广东子金县白山岽、汀、梅两江在大埔三河坝汇合,称韩江。其流域,明清时期分属潮、梅、汀、漳四州。明清时期,由于外部经济环境的推动和本身经济开发程度的提高,韩江流域形成了以潮、梅、汀三州为中心,辐射到漳、循、惠、赣、抚数州的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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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俞大猷:《正气堂集》,清道光二十一年重刊本。

(清)杨澜:《临汀汇考》卷一“方域考”。

(清)魏瀛、钟音鸿:同治《赣州府志》卷二九“经政志”之“盐课”,同治刻本。

历史上,潮盐与闽粤赣的联系就一直存在。以韩江为纽带的闽粤赣边区的交通及其经济关系史,早在商朝后期,潮州先民就通过韩江与赣江同江西土著有了交往联系。这种联系在秦汉间韩江流域交通和经济联系的历史在南越势力通过东江进入潮州以后还继续着。到了宋代,这种联系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在宋代,以韩江水路为主要干道的潮、梅、汀、赣数州的交通,由于河流中上游山长谷荒,滩浅峡险,实不如陆路便利。故《永乐大典潮州府官署铺驿》引《三阳志》,于宋代潮州东、西、南三面的驿站地点、驿站里数都有详细记录,唯北面只说:“北路山径崎岖,便于舟行,并无铺驿。”虽则如此,潮、梅、汀、赣数州间的经济交往,仍然借助这一条运输干道发展起来。例如潮盐对梅循汀赣的供应。宋代,潮州有小江、招收、隆井三处盐场,管辖自饶平至惠来沿海二十七栅食盐生产,盐业十分发达。出产的食盐供给本州及梅循二州仍有余。当时,食盐由国家统销,汀州食福建盐,由闽江溯流经南邵武运至,赣州食淮盐,又须过长江、溯赣江运至。因路途遥远,盐价既高,质量也差。相比之下,潮盐优质低价,汀、赣二州百姓都喜食。于是,“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格斗,至杀伤吏卒,则起而为盗,依侍险要,捕不能得”。韩江变成了贩运私盐的干线,引起地方治安动荡。官府不得不让潮盐行销汀州地区。潮州产的官、私盐实际上供应了汀、赣、梅、循数州。由于宋代海禁不严,位于韩江出海口的潮州,海上交通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远途贩运较为发达。海上交通和贸易也对韩江流域各政区经济联系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地处韩江流域的赣南、闽西南、粤东诸州府,在宋代已经发展起一定的经济联系。但各政区的经济基本上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尚未形成一个有分工合作,彼此依存的经济区。

明代,有内陆驿道与河流航道联结的两条商路经过潮州。一条是从广州途经潮州前往福建漳州的商路,全长约1900里,有25个水陆驿站码头。其中通过潮州境内的程乡、大埔、饶平、海阳四县的一段,长470里,有8个水陆驿站。另一条就是自江西赣州经福建汀州至潮州的商路,有水陆二程,穿三省近十个府县。明代徽州商人黄汴编撰的《天下水陆路程》对此有详细的记录:赣州府。水,六十里雩都县。百二十里会昌县。八十里瑞金县,十担小船。四十里古城。陆路,五十里汀州府。下水,九十里三洲驿。九十里蓝屋驿。七十里上杭县。四十里大孤市。七十里峰头。遇山。一十里石上,属潮州。六十里大埔县。四十里河驿,百里产溪驿。七十里潮州府。陆路自赣州六十里,岑口冈又六十里,沉香村宿。又六十里瑞金县,四十里古城,五十里汀州下船

此时,韩江汇合广东境内的程江、梅溪、石窟溪和福建的汀江,成为粤东和闽西、赣南的大动脉。通过这条交通干线,潮梅赣汀经济联系变得紧密起来。韩江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并促进了以韩江流域为中心的闽粤赣边经济区的形成。这个过程是从明代中叶以后开始的,而这一经济区域的真正形成,则在清乾隆之后。闽粤赣边经济区域内的生产分工与产品交流,起初是由地理环境的差异自然形成的。韩江三角洲滨海一带,地多斥卤,居民多航海经商或以卤盐为业。韩江中上游的梅、汀和与之相邻的赣、循诸州,都靠这里生产的食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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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挺:《祀蛇与古代潮汕地区的民族融合》,《韩山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

(明)谢缙辑:《永乐大典》残卷影印本,卷五三四三,中华书局,1986年。

(明)谢缙辑:《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三,引自《元一统志》。

(清)周硕纂修:乾隆《潮州府志》卷二三“盐法”,1983年故宫图书馆静电复印本。

《宋史食货志》“盐中”,《二十五史》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⑥⑦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三种》,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食盐在明代前期仍由国家专卖,粤盐是经过大庾岭商道从广东转输赣省的大宗商品。江西不产食盐,而江西南面的广东省却历来是有名的盐产区。大庾岭道凿修之后,广盐大量运入江西境内,赣省与广东仅一山之隔,因此运盐周期短且费用低,靠近大庾岭商道的“南赣吉三府俱食粤盐”。明嘉靖之季“瑞州袁州临江则私食广盐”,嘉靖之后,明政府同意“江西五府(南安、赣州、吉安、临江、袁州),湖广一府永州行广盐”。广盐私运盛行之时,不仅以上五府食广盐,有的盐贩甚至从赣江运广盐“直抵临江湖口九江等处”。清时,广盐经过大庾岭商道运入江西之数无精确统计,仅南安府引广盐一万二千四百二十二引五分四厘一毫。按清初规定,每引以200斤计算,赣州府则达四万二千四十九引。可见,粤盐是大庾岭商道的又一大宗商品。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潮盐北销,除了从上述的南雄越大庚岭之外,就是沿上述“潮一汀一赣”商路,从“东界等场买盐”,经广济桥纳税后,运到三河坝,再溯汀江,“逾岭过赣州袁、临等府,瑞金、会昌、石城等七县,从东关而下,谓之汀盐”。赣、汀、梅州和漳州西北都由这一条商路取得潮盐的供应,到明代中叶,允许盐丁交纳银两并放松对余盐的控制。万历十八年(1590)起,政府听任潮盐溯韩江“运至长乐县,过清溪岭,入龙、和平二县”发卖,循州的大部分地区也得到潮盐的供应

潮盐的运销地域基本上是按照韩江流域来划定的。《文献通考》载,宋雍熙四年(987年)以前,“旧潮州有松口等四场,岁煮以给本州及循梅二州”。此为潮盐行销区域载入史册之始。宋嘉定六年(1213年),潮盐销界扩及闽省汀州6县,是年,汀州知府赵崇模准改食潮盐,成为潮盐行闽的定制。明正德二年(1507年),江西部分州县也改食粤盐,赣州之瑞金、会昌、石城、兴国、宁都等七县划为潮盐销界。至清康熙四十七年,潮盐又扩大销界,是年,调整嘉应各埠额引,将其多余盐引匀销于惠属龙川、和平、永安,及赣属龙南、定南、信丰三县,连同原有销区,潮盐行销达35县。雍正以后,潮盐销区调整为潮州府之海阳、潮阳、揭阳、饶平、澄海、普宁、惠来、大埔、丰顺9县;嘉应州之梅县、兴宁、镇平、平远、五华五县;福建汀州府之长汀、连城、宁化、明溪、清流、武平、永定、上杭8县;江西赣州府之长宁、兴国、于都、会昌4县;宁都州之宁都、瑞金、石城3县,总共29县。清末,潮州增置汕头市和南澳县,销区增至31县市,直至1949年,历二百多年销界不变。随着潮盐的源源流入,闽粤赣边区内部米盐贸易格局基本定型,米盐贸易成为闽粤赣边区商品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赣南和闽西缺盐,而闽西和粤东缺米。乾隆以后,潮州人口急剧增长,人口压力使原来的生产分工发生变化。这种情况在韩江三角洲和榕、练两江流域特别明显。此时平原地区生产的粮食已经不能满足潮州消费的需要。嘉庆年间,邻寻乌的平远县,“布帛米粟之属,半资江赣”。平远县的情况实际上是闽粤边区缺米县份的普遍反映。

粤盐产地在粤省,但运盐中心有两处,一为省城东汇关(又称省河),一为潮州广济桥(又称潮桥)。在互通有无的商业规则下,赣南与闽粤边区间的米盐贸易得以发展,商业利润的刺激使得米盐贸易兴盛起来。根据罗一星的研究,粤盐行销赣南和闽西的运输路线,主要有三条:即由南雄靠肩挑过大庾岭下赣州;由南雄与江西信丰交界的乌迳新田村溯东江东运;由粤东潮桥运销赣东南和闽西这三条商道。沿着上述商道,粤盐源源不断地运销至三边地区。据《赣州府志》记载:“三十二年,广东盐院沙某,将赣属所食广盐,改运潮盐。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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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清)刘绎: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六“经政略”,光绪刻本。

引自(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广东四”之“潮州府盐法”;卷九六“福建六”;郭造卿:《闽中兵食议》,(台湾)广文书局,1979年;(清)周硕勋纂修:乾隆《潮州府志》卷二三,引自(明)李樱:《盐政全书》1983年故宫图书馆静电复印本。

(清)卢兆鳌纂修:嘉庆《平远县志》卷四“物产”,民国24年(1935)铅印本。

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学术研究》1991年第2期。

咸丰六年,粤匪之乱,禀准歇业,淮纲亦不通。于是惠潮之盐麇至,由赣越吉而下,行销甚畅。”《宁都直隶州志》记载:“宁都州的盐课,由潮桥掣配,用客船在桥下兑交,散装各舱验放上桥,运至三河坝,报明委员验讫,贮于运馆,装成小包,转用盘子船装运至石上地方收仓。陆运至闽省上杭县属之峰市,仍由水运经上杭,县丞以盐七、货三,照数分装下河小船,各埠按引分运至黄泥垅,驳换上河小船,过上杭关纳税验收,长汀县境内羊牯关、员当、车子头等处会馆盘查,赴本埠运馆收仓。陆运至石城县属之大猷坪地方本埠运馆交收,水运至州城。抵埠程限四十三日。按:转运路途有一定限期,诚恐商力不支,不能赶赴限期,有妨民食也。然果有便道,可以省运费而纡商力,谅无不邀大宪允准。现今州埠运道,由潮州府二百四十里至三河坝,八十里至丰市,一百二十里至上杭县,八十里至官庄,八十里至水口,八十里至河州府三河坝,六十里至松口,五十里至白渡前,四十里至镇平县,八十里武平县下坝,与瑞金运道颇同,总须由筠门岭过会昌县,历久相安,尚无贻误。”以上可看出,运盐的方式、路径都非常清楚。因米盐贸易利润丰厚,三边地区人民往往以转运米盐为业。清代赣东南运销闽西和粤东的粮食总数,每年在数十万石以上。米盐贸易的格局,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闽粤赣边经济区域形成之初,其贸易中心在闽西南的汀州府。据嘉靖年间的方志记载,汀州府已有不少大市集,例如郡城南门外的店头市,“下通河边,盐铁蓝靛杂货,于此贸易”。与店头街接连的五通庙前市,有“四方货物凑集于此”。明清时期,潮州的市集已很发达。嘉靖间,潮州府城以东韩江下游沿岸,兴起了众多固定的市集。《嘉靖潮州府志》记载,海阳县的市集除在城外,有云步、塘湖(今潮安龙湖)、采塘、冠陇、辟望(今澄海澄城)、梅溪等处,志书还加按语说“潮七县,称市集者亦繁多,特书海阳者,以其旧无志也。不尽书,特志其大者,以见居积多也。”集市规模之大,可举冠山(即冠陇)为例。明隆庆六年,冠山书院落成,刘子兴为之作《冠山书院记》:“冠山旧隶海阳,井几万户。”冠山市井规模接近万户,以户5人计,已有四五万人口了。出现这种大集市,可见其时潮州的商品经济已经开始兴旺起来。自此时起,闽粤赣边经济区域的中心,逐渐下移到潮州。清代开了海禁之后,潮州府城成为闽粤赣边经济区域的贸易中心城市。

(二)米谷的运销

清代江西省盛产粮食的地区主要是南部的赣州、建昌、宁都以及南安一带,这些府县的人口密度较为稀少,“田地山场坐荡开旷,禾稻竹木生殖颇蕃”。“田腴民勤,最称富饶”,“衣食取给,不忧冻馁”。因此,有大量的剩余粮食可供外运。江西的粮食运销福建和广东,则主要是经南部的南安、赣州、宁都、建昌等府与福建、广东二省交界之处贩运。赣南与闽、粤二省千里省界,出于武夷山区,山峦起伏,道路崎岖。根据《赣县志》记载,江西南部赖于与福建、广东往来的是赣州府以南赣江上游的章水和贡水两条河流,所谓“赣为两粤门户,章、贡二水商贾往来。*[月+由]胪日未尝绝。”但章、贡二水并不与广东、福建的水路相连,因此江西之米用船逆章、贡二水而达其端,就不得不改为陆运。章水自赣江逆流而上,势必改陆运翻越大庾岭过梅岭关才能到达广东的韶州、南雄州,这就是杨永斌所讲的:“江西至粤必由梅岭。”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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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魏瀛、钟音鸿:同治《赣州府志》卷二九“经政志”之“盐课”,同治刻本。

(清)郑祖深、刘丙、梁栖鸾: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一六“驿盐志”,赣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重印本,1987年。

(明)邵有道:嘉靖《汀州府志》卷三,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明)郭春震校辑:嘉靖《潮州府志》卷二,1965年香港龙门书店影印本。当时潮州府属有海阳、揭阳、潮阳、程乡、大埔、饶平、惠来七县。

饶宗颐:《潮州志教育志上》,第36页,发行者:潮州修志馆,印刷者:艺文印务局。

《赣州府志》卷二○,风俗。《庐陵县志》卷四七,艺文,周用:《乞专官分守地方疏》。《大庚县志》卷二,土俗。

《赣县志》卷一九,“关榷”。

杨永斌:《雍正朱批谕旨》,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

据《长汀县志》载:汀郡“汀运潮盐,以给民食,余则发卖江贩裕如是也。惟米食仲给于江右之赣宁,而杭永及潮又往往资贩籴于郡,销留滞乏继,市侨踊腾。”“(长汀)岁只一熟无两收也,米谷豆麦无产无多,不敷需求,须藉宁瑞挑运源源接济。”而另一部分粮食则从汀州改水运,顺汀江下达广东嘉应州以及潮州一带。《上杭县志》云:“(瑞金)米虽自至汀,而实藉杭(上杭)为之委,不则粟累死于汀矣。故杭岁?则高贩以金、昌之粟下程乡、大埔、江广、江西和广东流通,实为利薮。”除此之外,还有若干交界地点可资江西米粮贩运,如《雍正朱批谕旨》记载:“南、赣二府,……向有潮州及附近汀、赣各府人们挑负米谷豆赴平远(嘉应州北部)易盐过岭,在各乡分卖。”《上杭县志》云:“查未行禁以前,每月江(西)贩来米八九百担。……江贩之米连日运至下坝、罗塘、新铺一带河道直达嘉应大埔,每日千余担或数百担不等。”赣南之米由贡水一路运至汀州后转运粤东的数量每日可达千余担,以此推算,一年之间便是三四十万担,再加上汀州销售的数量,那么赣南的粮食单从贡水一路而来就可达五六十万石以上。除贡水一路外,还有章水、杉关等路。因此,清代赣南运销闽西、粤东的粮食数量每年至少一百万石

韩江水道是潮州府境内的重要米粮运输路线,外省外府运往潮州府各县的米粮,除走海路外,内河必以此为主道。清代前期,福建的米谷就循石窟河,汀江转入韩江运入镇平(今广东蕉岭)、大埔、丰顺等县。例如乾隆年间,福建武平县有米商沿石窟河运米到镇平发卖,其由武平来者谓之下坝米。雍正《海阳县志》所谓“韩江之流,汀赣循梅之米粟,刍茭通焉”也是指此。清代前期,不少潮州谷船到嘉应州采买米谷。乾隆六年(1741)嘉应州又因潮郡搬运,恐致米价腾贵,居民聚集,阻止米铺发卖,并将运潮米船拦截,不令开行。引起了粮价上涨,并导致居民拦截运潮米船。这说明潮州米船的贩运数量是很大的。与此同时,潮州的米也上运镇平。道光年间,镇平县“不下三十万户,一岁所收,仅备三月,必仰给于潮州、兴宁、长乐”。其运道从潮州溯韩江,经梅江,在丙村附近转入石窟河而达镇平。至于潮州府属内三阳(海阳、潮阳、揭阳)与澄海的米粮运输,也以韩江下游各溪东、南、北三处为往来水道。

盐、粮在闽西的聚散十分普遍,半个世纪以前甚至可以说是妇孺皆知,民间有“盐上米下”、“以米易盐”的种种称呼。在关系民生根本的盐粮上,边区人民打破区域分割,调剂余缺、互通有无,开展盐粮流通,繁荣边区贸易,从民间到官府,最终使盐粮流通合法化。明清时期,随着食盐销区的确立,闽粤赣边区食盐贸易更加频繁,食盐贸易格局基本定型。闽粤赣经济区域最终形成。

何天培:《雍正朱批谕旨》,雍正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上杭县志》卷三六,杂录。

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

(清)黄钊:《石窟一征》卷三“教养”,民国19年(1930)蕉岭黄睦记铅印本。

(清)张士琏纂修:雍正《海阳县志》卷一“图”,雍正十二年(1734)刻本。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第588、589页铅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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